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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2章
  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唐僖宗乾符二年（公元875年）的秋天，大批蝗虫，自东而西，飞袭而来，蝗群遮天蔽日，所过之处，一片赤地，一切绿色的植物都给啃了个精光。京兆尹，也就是首都市长杨知至，上了一本，奏称：“这次蝗灾，全国波及，托皇上的恩庇，独我们京畿一带，蝗虫虽然也飞来了，可它们不吃庄稼，一只只都抱着荆棘而死亡了。”在朝的宰相们，互相为之祝贺。

  这是一个很滑稽的额手相庆的场面，第一，蝗虫已把大半个中国一扫而光，颗粒无收，哭都来不及，何贺之有？第二，蝗虫抱树而死，纯系一派胡言，稍有良知者，皆能明辨其诬妄。然而臣下为皇上的洪福齐天，还在宫阙殿堂之上，山呼万岁，真是够荒唐的了。尽管进奏的杨知至，庆祝的众大臣，都晓得这是一个弥天大谎，但说谎者、助谎者有恃无恐的一个根本原因，就因为僖宗信谎。

  给《资治通鉴》作注的胡三省，注到这里，回顾唐代的历史说：“杨国忠以霖雨不害稼，韩晃以霖雨不败盐，今杨知至以蝗不食稼抱荆棘面而死，唐之臣以蒙蔽人主而成习，其来久矣！”

  大臣“蒙蔽人主，其来久矣”，也不光是唐朝才有的现象，在此之前，在此之后，都是不绝如缕的。唐德宗时的宰相陆贽，曾经在上奏里说过：“流俗之弊，多徇谄谀，揣所悦意则侈其言，度所恶闻则小其事，制备失所，恒病于斯。”因为大部分皇帝的耳朵，都患有偏听症，比较喜欢听顺悦己意的话。所以，报喜不报忧，便成了帝王周围的人的职业习惯。

  陆贽为什么想起来给德宗说这番话呢？也是感触实在太深的缘故。因为在唐代历朝大臣中，若要评选出一名说谎冠军的话，这枚金牌非他的同僚，德宗当政时的裴延龄莫属。此人撒起谎来，真是风云变色，天昏地暗，其离谱，其没边没沿，其瞎说八道的程度，令人张口结舌。而他脸不红，心不跳，简直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二字。

  德宗贞元十年（公元794年），“上欲修神龙寺，须五十尺松，不可得。延龄曰：‘臣近见同州一谷，木数千株，皆可八十尺。’上曰：‘开元、天宝间，求美材于近畿犹不可得，今安得有之？’对曰：‘天生珍材，固待圣君乃出，开元天宝，何从得之。’”

  同一年，这位说谎冠军又上奏一本：“左藏库司多有失落，近因检阅使置簿书，乃于粪土之中，得银十三万两，其匹段杂货百万有余。此皆已弃之物，即是羡余，悉应移入杂库，以供别敕支用。”胡三省注云：“匹段杂货，使在粪土之中，已应腐烂不可用，虽甚愚之人亦知其妄诞也。德宗不加之罪，延龄复何所忌惮乎！”

  到底不愧为撒谎冠军，就在前一年，他已经充分展现了瞪眼说瞎话的专长。“京城西污湿地生芦苇数亩，”可到了他的嘴里，这数亩地变成了“长安、咸阳有陂泽数百顷”。并且奏称：该地“可牧厩马”。从数亩到数百顷，这种荒唐的膨胀系数，不竟使我们想起大跃进，放卫星的年代，那亩产万斤粮，炉炼万吨钢，超英又赶美，公社万年长的现代神话。到了恢复理智后的现在，假如从图书馆，翻出当时的旧报纸，看到那些沸沸扬扬的套红大字标题，无论编造奇迹的人也好，相信奇迹的人也好，一定会觉得那种行径是很可笑的了。

  结果，德宗还信以为真，还挺当回事，还派有司到那里去阅视。回来一汇报，哪里能放养牧马？纯系天方夜谭，根本没有这回事。本是该追究他欺君之罪的，可是德宗不了了之。正因为有这把大保护伞罩着，他才肆无忌惮地“恣为诡谲，皆众所不敢言亦未尝闻者，延龄处之不疑。上亦颇知其诞妄，但以其好诋毁人，冀闻外事，故亲厚之”。

  有说谎者，必有信谎者。唯其有信谎者，说谎者才得售其奸，若无信谎者，说谎者没有市场，谎言也就寝息。可是德宗皇帝信谎，需要谎，这种供求关系，决定了裴延龄在他的位置上得其所哉，谁也奈何不了他。

  陆贽早就对德宗说过，裴延龄是“诞妄小人”，不可用，“用之交骇物听”。到了这种地步，他不得不上书，直抒己见：“……移东就西，便为课绩，取此适彼，遂号羡余，愚弄朝廷，有同儿戏。”也许是气急败坏的缘故，竟语不择句，把德宗比作了秦二世。他说：“昔赵高指鹿为马，臣谓鹿之与马，物理犹同，岂若延龄，掩有为无，指无为有。”

  然而，德宗的耳朵，和其他许多皇帝一样，也患严重的偏听症，自然听不进去这番忠言。而那个集吹牛，撒谎，胡说八道与恬不知耻于一身的裴延龄，照旧当他的官，撒他的谎，拍他的马，悠哉游哉。忠诚正直的陆贽，却不得不吞下一个单人独骑，逐出长安，踽踽孑行，贬往远州的苦果。等到德宗驾崩，顺宗接位，才想起把他召回，可是未抵京师，就命逝黄泉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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