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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6章
  唐和宋，在中国历史上，是一个在思想上是放，还是收的分界线。

  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，有一次，与日本国池田大作谈起华夏文明。这位日本学者政治家忽发奇想，问道：“阁下如此倾情古老的神州大地，假如给你一次机会，你愿意生活在中国这五千年漫长历史中的哪个朝代？”汤因比略略思索了一下，回答说：“要是出现这种可能性的话，也许会选择唐代。”

  他为什么选唐而不选宋，因为自汉至唐，中国人的基本主张，为放，向外看。自从程朱的儒学系统出现以后，自宋至清，中国人的大政方针，是收，向内看。虽然，元曾地跨欧亚，明曾屡越重洋，清曾大拓疆界，但绝无汉唐向全世界袒露胸怀的盛世气度。汤因比，这位伦敦皇家国际关系协会的雇员，更愿意居住在唐代，因为唐比汉，更是中国历史上胡汉混杂，种族融合，与世界交往频密，在文化经济政治宗教各方面更敢往外看的时期。中土人的大度和器识，西域人的剽悍和浪漫，所凝聚起来的这股敢想敢干，敢作敢为的气度，恐怕是汤因比心向往之的。

  一个男人，有这份气度，显得豪迈，一个女人，有这份气度，显得美丽。一个民族，有这份气度，显得宽容，而一个国家，有这份气度，必定显得气象万千的发达。汉以这份气度，做大事业，唐以这份气度，有大格局。然而，到了宋朝，休想再有这等大作为，大手笔了。为什么，清初思想家颜元对宋儒的批判，有过一针见血的说法：“千余年来，率天下入故纸中，耗尽身心气力，作弱人，病人，无用人者，皆晦庵为之也。”（《朱子语类评》）

  所以，鲁迅先生1934年给一位日本朋友的信中所写：“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，去过长安。到那里一看，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。”

  呜呼哉！不用说民国初年的长安天空，迥异于唐代，就连紧挨着唐代的赵宋王朝，那天空也被程朱理学的乌烟瘴气，弄到令人窒息的程度。从那开始，中国人不但失去了汉唐的大气，生气，灵活之气，壮伟之气，而且从此多了些要不得的犬儒气，迂腐气，伪君子气，小家子气，以及更要不得的阳痿之气，阉寺之气，苟且之气，羼头之气。以致直到今天，以我所熟知的文学领域而言，阳刚之气，大雅之音，振聋发聩的黄钟大吕，汪洋恣肆的壮丽史诗，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鲁殿灵光了。

  这位集伪君子、假道学、正经面孔、花花肠子于一身的朱晦庵，在思想领域中所起到的长期的消极作用，是危害甚广，流毒甚远的。如果说，汉唐时期的儒学，多少还有一点生命力，而宋以后，至明，至清，儒学，已是一块毫无墒情和养分，毫无生机和活力，只有板结和僵硬，只有愚腐和迂执的死土。只能起到窒息中国人思想，压迫中国人自由的作用，都是朱熹和宋儒的罪孽。可怜数百年来，那些不能够，也不允许，更无胆量去冲破桎梏，追求人性的知识分子，不作八股文，不做假道学，不做伪君子，何以为计？颜元说得好：“秦汉以后，千百余年，气数乖薄，求如子路冉有亦不可得。何独以偏缺微弱，兄于契丹，臣于金元之宋，生三四尧孔，五六禹颜，后之南渡也，又生三四尧孔，五六禹颜，乃前后有数十圣贤，上不见一扶危定倾之功，下不见一可将可相之才，拱手以玉玺投海，以少帝与元矣，多圣多贤之世，而若是乎？”（戴望《颜氏学记》）

  因此，朱熹，包括二程，以及一切腐儒，对于中国文化的负面影响，其后果实在是很缺德，很缺德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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