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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78章
每逢岁末年初,冬去春来,旧时的中国文人总是要写上几首应景的诗,已成惯例。说得好听些,是风雅,说得刻薄些,是毛病。因为只要写了,必定拿出来,名曰献芹,实为邀好,那是令对方很尴尬的事。说好吧,真不好,说坏吧,又怕他脸上挂不住。因为这类应景诗,几百几千年写下来,成千上万人写下来,很难突破,很难创新。这种游名胜必题诗,逢年节必凑句,只是属于文人恶习而已。所以,历代的各种诗选,如《唐诗三百首》,如《千家诗》,如《唐诗别裁》,如《宋诗别裁》,基本上是看不大到这类诗作的。
但是,一定要在这样一个很难出彩,很难超越的领域里,找出一位写应景诗的出色人物,那么,非北宋诗人王安石莫属。
对稍知一些旧体诗的当代读者来说,在这个年头岁尾,欲暖还寒,除旧布新,一元复始的时候,若是脑海里忽然涌上来一点诗意,诗兴,或者诗情,斯时斯刻,我想王安石的《元日》诗,必是首选。
爆竹声中一岁除,
春风送暖入屠苏。
千门万户曈曈日,
总把新桃换旧符。
旧时的诗人,不知写了多少有关大年初一的诗,没有一首能比得上王安石的《元日》影响大,传播广。因为这首极凡俗,然而极质朴的诗句中,所表达出来的节日气氛,其兴高采烈,其欢乐热闹,可以说洋溢到纸面以外。虽然那是北宋时期的元日,却让你感受到如同当下度过不平凡的2008年以后,迎来2009年的元日那样,是同样快乐的过年气氛。王安石笔下的元日,肯定是一个街区,一个村落,一个市镇,一个城池里的,大家共同享受着的这样一个快乐日子。你无妨设想一下,假如你也置身其中,那爆竹的噼啪响声,那屠苏的沁人芳香,那日光的炫目亮度,那春风的无比温馨,给你以听觉、嗅觉、视觉、触觉的全面冲击。新年伊始的这种新气象,你肯定顿生出一种焕然一新的感受。
王安石的厉害,就是他抓住了这个整体感觉,而且是基本上属于大家的共同感觉。中国诗人通常只关注自己,不大关注群体,只关注个人的喜怒哀乐,不大关注百姓的悲欢离合。虽然只有短短四句,如此简洁,又如此完美,如此平易,又如此震撼的点睛之笔,把元日景象热火朝天地烘托出来,这就是大师的艺术魅力了。所以,时至今日,在写每年头一天的应景诗上,王安石的《元日》诗,是魁首之作,谁也超不过。
在中国历史上,王安石首先是政治家、改革家,其次才是文学家。但是,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里,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,是以其诗文而留存在记忆中。政治这东西,休看显赫一时,生命力其实短暂。无论在历史上划出过多深的刻痕,产生过多大的影响,很大程度上有点像北方的寒冬,煞有介事,而且尾巴拖得很长很长,迟迟不肯离去,可最后的最后,冰消雪化,了无踪迹。可文学呢?更像南方的春天,那一派触目皆绿,满眼生机,郁郁葱葱,欣欣向荣的景象,强大的生命力,会一代一代永无止境地赓续下去。
应该说,王安石笔下的“春风送暖入屠苏”,是绝对江南色彩的元日印象。第一,屠苏,是一种香辛科草本植物,只产于南方。第二,大年初一,就有了春风送暖的感觉,在地理纬度上,应该稍稍偏南,是长江流域一带的风光。而黄河流域,华北平原的季节温差,相比之与南方,大概要晚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样子。北方的冬季,那尾巴的确会拖得很长,和煦的春风,至少要到阳历的三月末、四月初,才在刚刚软化的柳枝上,抬不起头的草尖上,漂浮着碎冰的碧水上,仍留着残雪的田野上,透出一丝端倪。
生活在北京的人都知道,西长安街红墙外的玉兰花,先在枝干上冒出骨朵,然后,小骨朵变大骨朵,应该说是京城来得最早的春天使者。休看时令为春,京城里根本谈不上春天的一点感觉,甚至玉兰花绽放了,凋谢了,时离“五·一”节也不远了,一眼望去,仍是老树枯枝,草萎地黄,对京城人而言,盎然绿意,仍是一份奢望。真到了一望皆绿的那一天,而且,马上就会绿到浓得化不开的程度,绝对便是夏天了。在北京人心目中,初春与残冬,无甚差异。上世纪二十年代,居住在西城阜内八道湾的鲁迅先生,也有这种观感。他在《鸭的喜剧》里这样说过,“我可是觉得在北京仿佛没有春和秋。”
由此可知,对于春天的信息,北人和南人的感受是不尽相同的。
但是,伟大的作品,传世的作品,令我们高山仰止的作品,令我们心存敬畏的作品,通常在读者的想象空间里,会构成一个完美的文学世界。当我们徜徉其中,经度的时差,纬度的温差,其实是不存在的。甚至,细微的缺失,偶尔的疏漏,也都可以忽略不计的。因为,好的作品,总是超越时空,横跨千古,好的诗篇,总能得到共鸣,家弦户诵,这就如同在新春季节里,那覆盖一切的“绿”,夺走你全部视线一样,你在尽情享受的时候,也就无暇顾及其他。
这种文学的极致境地,也许就是我们理应追求的目标吧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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