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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91章
  《金瓶梅》问世，不是一种偶然现象。应该说，出这部书，一是要具备出这部书的气候，二是要具备写这部书的才子。有的朝代，才子也许不难找，但气候却未必总如人愿；有的朝代，天气倒是蛮不错的，风和日丽，但才子们或忙于巴结做官，或忙于大谈恋爱，或忙于炒股发财，无心伏案写作。总算到了嘉靖、万历，条件成熟，《金瓶梅》登场。

  总的说来，气候这个硬件，比才子这个软件，更关紧要，假设嘉靖或万历发了话，谁敢写淫书，朕就毙了谁，估计没有一个才子会以身试法的。据现在能找到的最早刻本，为万历四十五年（1617）东吴弄珠客序的《新刻金瓶梅词话》。那么，十四世纪末，十五世纪初，处于萌芽状态的，但已拥有相当规模，具备了资本主义商品性质的经济，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，初步成了一点气候，是这种适宜的外部条件。催生了天下第一奇书，大概是不会错的。

  因此，市场对于文学的影响力，对于文人的左右程度，不亚于政治，甚至强于政治。

  读《金瓶梅》，我们看到，有了市井，便有勾栏，有了市场经济，也就有了西门庆、应伯爵、潘金莲、李瓶儿这样的新兴阶层。可以想象，灯红酒绿，茶楼饭馆，靓男美女，歌场舞榭，声色犬马，三瓦两舍，丝竹管弦，歌舞升平，所带动的侈靡淫佚的消费风气，是怎样打破那一成不变的竹篱茅舍，鸡鸣犬吠，躬耕畦垅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思想，是怎样冲击着重农轻商的传统观念。从晚明才子凌濛初（1580—1644）的《拍案惊奇》一书来看，其中四分之一的篇幅，是以城市生活，特别以商人生活为描写主体，颇足以说明嘉靖、万历以来的社会变化。由于城市的发展，由于人口的集中，由于商业活动的活跃，由于声色犬马的消费，出现了相当程度的繁荣景象。

  农耕社会的主角，是农民，而城市生活的主角，则为市民。市民的文化需求，要大于农民，因此，一，市民要求在文学画廊里有他们的一席之地，二，市民要求作家们写出适销对路的文学作品，于是，文化，也就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市场。市场催生《金瓶梅》，市场也对文人产生强大的吸引力。《金瓶梅》以及随后直至明末清初，不绝如缕的淫秽，能够应运而生，乃是商人阶层文化消费的必然。于是，一批文人自然不会放弃这样的生财之道。

  同是色情文学，也有高低上下之分，鲁迅在《中国史略》中说：“然《金瓶梅》作者能文，故虽间杂猥词，而其他佳处自在，至于末流，则着意所写，专在性交，又越常情，如有狂疾。其尤下者，则意欲媒语，而未能文，仍作小书，刊布于世，中经禁断，今多不传。”

  这些应运而生的作品，是从《金瓶梅》开始的，随后出现的这类不登大雅之堂的，被称之为“淫书”的作者，其著作权的署名都是沿用《金瓶梅》的做法。一种是绝对的隐名埋姓，如“作者佚名”，“著者不详”，“作者不可考”，“无作者”，“不题撰人”，“姓氏无考”等；一种是虽有署名，但真实姓名及其生平，均不可考，如“兰陵笑笑生”，“钓鸳湖客”，“醉西湖心月主人”，“东鲁落落平生”，“古吴金木散人”等。只是极个别的如《肉蒲团》可证实为李渔所著，绝大部分作家都不愿暴露自己。

  由此可见，这类明代情色文学的作者，写色情文字的时候，也许不知耻，但在落笔署上自己名姓时，还是有一份知耻之心。所以，那些“专在性交，又越常情，如有狂疾”的末流者，那些“意欲媒语，而未能文，仍作小书”的尤下者，都努力隐去姓名。肮脏文字要写，龌龊钞票要赚，但真名实姓是绝不署上的。即使用一个笔名，也是金蝉脱壳，不留痕迹的把戏。

  作家写性，无论中外古今，为性而性者，少，为钱而性者，多。

  生前不被人指责，死后不承担臭名，对这些明代“真实姓名无考”的情色文学作家，我逐渐有一点理解，他们实际上并非如鲁迅先生所说的“如有狂疾”，其实，他们一不无知，二不无耻，只是市场的驱使，书商的唆使，有钱有闲阶层的诱使罢了。

  反观当代裤档文学的作家，无论男的女的，倒没有一个想隐名埋姓的。我不知道这是无知，还是无耻？呜呼，写到这里，我也只好黯然搁笔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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