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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五七章 战，则矣 (2 / 4)
        在大雍，工近于士，唯一的区别在于一个从文，一个从理。

        这一建议最终遭到了大雍上下的一致反对，就连代表商人阶级参政的吕奔和程郑都在反对之粒

        于这个时代而言，商人逐利，不事生产。

        即便李恪已经证明了他们的价值，但为农牧思量，将商人阶级从社会的最底层抽出来，与农、牧易地而处，根本上拔高的依旧不是商人，而是对农牧这两个生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形成了压迫和损害。

        国以农本，继续压迫原本地位就不高的农人显然是昏得不能再昏的昏招，连商人阶级都不能对此感到认同。

        李恪闻过则喜，迅速调整了这项政策，几经商议，最后将商贾定位为同牧，弱农，形成士工为上，农次之，牧商再次，归夷为末的基本阶级结构。

        稳固的结构，再辅之以大秦最成功的阶级创造，暨二十级军功爵制度，大雍的社会阶级流转充满了生机与活力，表现甚至更优于商君变法初期的盛况。

        这都是允许歧见存在的功劳。

        所以李恪一直在有意回避那种以阵营为基本，带着明确目的的政治清洗。

        在雍廷中，他不仅很少施威，还有意收敛起自己的羽翼，予以反对派，尤其是严骏所代表的【壹王】政系相对宽松的生存空间。

        可秦廷不同。

        秦与雍最大的差异是对大秦正统的认同，凡居高位者，大体都对胡亥在位的合法性没有怀疑，换而言之，便是否认扶苏具备大秦的合法继承权。

        李恪主动掀起这一场政治风暴的目的也在这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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