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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01章
        鲁迅先生的《且介亭杂文》里，有一篇《买<小学大全〉记》的杂文。其中，引用了《论语·季氏》的一句话：“君子有三戒……及其老也，血气既衰，戒之在得。”细细品味，很有道理。

        《小学大全》的著者，为清乾隆朝大文人尹嘉铨，一位道学先生，官做得也不小，大理寺卿，相当于最高法院，或司法部的长官，熬到这个位置上，也就可以了。人就是这样：没有钱的时候，物质欲望特别强烈；有了钱以后，权力欲望就会上升；而在官瘾、钱瘾都满足以后，求名的欲望就会浓厚得可怕。尤其人到晚年，更着重声名的满足。

        求名，尤其是文人易患的一种病态。没名者求名若渴，有名者求名更热，名小者求得大名，名大者与人比名，名不怕多，就怕不名，名上加名，名外求名，既要生前的名，更要身后的名。尹嘉铨老了老了，还折腾不休，还不肯安生，就为的这样一个名。小孩子希望大人注意他，就闹人来疯，这是初级阶段的求名。成年人企图引起别人的注意，或颠三倒四，装疯卖傻；或出出洋相，唱唱反调；或炒作自己，不顾廉耻；或故作悖谬，语出惊人……这是中级阶段的求名。最厉害的，还数不甘寂寞的老年人，如这位尹老先生，抖擞那一把快要散架的老骨头，才叫丢人现丑。这都是我们这些年来，屡见不鲜的风景了，凡出场、出席、出镜、出台，总有他们的身影在；凡褒扬、授奖、表彰、上榜，总是他们当主角；凡聚会、团拜、联欢、饭局，总推他们坐到主座；凡检查、视察、剪彩、指导，总少不了老爷子临场……众星捧月，水涨船高，老当益壮，风头更健，这是高级阶段的求名。

        公元1871年4月，乾隆西巡五台山回銮，驻跸保定，在籍休致的这位前大理寺卿，按捺不住他的表现欲了。当然，这样的接驾盛典，侍候过乾隆的他，怎么能缺席呢？他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向北眺望，会不会从大路上飞来一彪快马，奉圣旨，亟传老臣尹嘉铨入觐。其实他应该明白，官场是很势利的，所有冀图固宠的臣下，只是希望皇帝的眼睛眷顾于他，哪里愿意他老人家出现，而分散皇上的注意力呢？这位道学先生，站在路口，左望不来，右望不到，真是心急如焚啊！

        “戒之在得”，说来容易，做到却难。近年来，文坛上有那么一些人，作品写得不那么太坏，但绝说不上写得很好。能力有大小，才华有高低，这本也无碍，但一定谋什么头衔，当什么委员，顶什么桂冠，挤进什么排行榜，而奔走竞逐，累得屁滚尿流，巴结攀附，功夫全在诗外，为这个“名”，折腾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，而且，不知伊于胡底？

        也许文人更容易为名所诱，为名所驱，所以，尹嘉铨做出令乾隆爷大为光火的事，也就不必奇怪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尹嘉铨已经致仕，回到老家河北博野养老，论理，享他老太爷的清福吧！不，他怎能就此罢手呢？因为“名”这个东西，如同海洛因，染上了就难戒掉，一生一世也摆脱不了。甚至奄奄一息，回光返照，悼词怎么写，墓志铭怎么刻，也是放心不下，斟酌再三。名欲熏心的尹嘉铨，想出来为他父亲请谥，也是这种求名病症的发作。鲁迅先生写道：“乾隆四十六年，他已经致仕回家了，但真所谓‘及其老也，戒之在得’罢，虽然欲得的乃是‘名’，也还是一样的招了祸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博野位于蠡县、安国之间，离保定府，要是有私家车，也就几十分钟的路程，照老先生退下来的三品官，享受二品的离休待遇，肯定地方政府会给这位京官，配官轿侍候的。要不，他自己去一趟，尽一分老臣护驾之心，人家不会用乱棍将他打将出来；要不，他就现实主义，死心塌地在家待着，只当没有发生这回事，也就天下太平。四月份，雨前毛尖也该上市了，泡杯新茶，与夫人、小妾调调情，也是怪不错的养生之道。

        可是，名欲烧心，使得他坐卧不安。苦思冥索大半宵，他终于想出来这条锦囊妙计，为其老爹尹会一请谥和从祀，是个绝好的主意。皇上恩准下来，不但孝子当上了，风头也出尽了，想到这里，高兴得直搓手。天色露曙，让下人赶紧为大少爷备马，火速前去保定府，向乾隆皇帝行宫呈上这份自以为是两全其美的奏折，哪晓得名未求着，反倒搭上了一条老命。

        其实，皇帝也未必不小人，乾隆一看，你尹嘉铨不来朝拜，不来面谒，竟打发你儿子来，也太荒谬，太嚣张，也太目无王法，目无纲常了吧？或许这个先入为主的印象，看到尹嘉铨的请谥奏章，马上龙颜不悦，面露愠色。“与谥乃国家定典，岂可妄求？此奏本当交部治罪，念汝为父私情，姑免之。若再不安分家居，汝罪不可逭矣！钦此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可接下来，看到尹嘉铨请祀的另一本奏折，打的旗号是请批准本朝的名臣汤斌、范文程、李光地、顾八代、张伯行等从祀孔庙，这当然也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。然而，发现奏章中这位老先生“名”令智昏，竟敢奏请：“至于臣父尹会一，既蒙御制诗章褒嘉称孝，已在德行之科，自可从祀，非臣所敢请也。”等不逊词句，弘历不是昏君，对如此下作，如此无耻的挟带私货的邀名行径，乾隆能不勃然大怒？“竟大肆狂吠，不可恕矣！钦此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尹嘉铨还在家里静候佳音呢，谁知死期已经不远。名，上了瘾，大概也是无药可治的。此人如果不是名欲缠心，求名心切，应该明白，人到了这把岁数，“血气既衰”，就该“戒之在得”。大学士三宝奉命主审这件案子，此人手法，与几百年后的红卫兵批斗走资派采取的策略，大致相同，先从生活问题、男女关系入手。所谓批倒批臭，只要在臭字上大做文章，将其批臭之后，不倒也歪了。对这位道学先生最具杀伤力的攻击手段，就是纠劾他强娶烈女为妾的道德败坏一事。跪在堂下的尹嘉铨，一边掌自己的嘴，一边骂自己寡廉鲜耻，欺世盗名，假道学，伪君子。

        三堂审讯以后，定为“相应请旨将尹嘉铨照大逆律凌迟处死”。

        康、雍、乾三朝，迭兴文字狱，血也流得够多的了，杀鸡给猴子看，阻吓作用也已起到了，大多数文人也都把尾巴夹得很紧。乾隆便不让他受凌迟之罪，改为绞立决，恩准他一次痛快地死亡。

        这位著作等身的大文人，就为他老了老了还不知缩手，还想“得”到更大名声的行径，为这个“得”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

        虽然，尹嘉铨案是个特殊的个例，但《论语》里这句“戒之在得”的古训，对已经到了夕阳西下，桑榆晚景的老人来说，还是很具惕励意味，值得深思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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